发布日期：2025-02-19 21:27 点击次数：141
在中国历史的漫长画卷中，奸佞之人就像潜伏在暗处的毒蛇，不时吐出致命的信子，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秦桧陷害忠良，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其卖国求荣之举令人发指；石敬瑭为了一己私欲，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让中原大地从此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屏障，引狼入室，也为后世的战乱埋下了祸根。然而，若真要从历史奸佞当中挑选一个最坏的，以笔者的观点，非东林党莫属。他们看似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为了一己之私，干出了诸多祸国殃民的恶行，其危害程度之深，远非秦桧和石敬瑭可比。
明朝灭亡之怪象
大明王朝的灭亡充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诡异之处。从经济层面来看，明朝流入的白银量极为惊人，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财富数字，意味着明朝在财富获取方面应该有着雄厚的实力。同时，其工业制造体量占全世界的60%以上，无论是制造业的规模还是发展程度，明朝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展开剩余85%按常理，如此富裕的明朝，民众应该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却面临着极度的贫困。他被活活穷死，而大量百姓也遭受着饥饿的折磨，饿殍遍野的惨状屡见不鲜。这种贫富的极度反差是极不正常的，也成为了明朝灭亡怪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军队的情况也十分迷离。明军实际上作战能力很强，从装备到编制都存在着许多优势之处。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构成，在火器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实力，能够大规模制造火枪火炮等武器，并且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资源储备，这些都是军队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明军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热武器出口国，像大明水师在崇祯六年时仍能在三个月内打废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东印度舰队，郑成功也能带着大明水师残部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但让人疑惑的是，明军陆军却总是在与后金的八旗铁骑作战时处于劣势。这与我们认知中的军队实力似乎并不相符。
关键原因在于财政危机，军饷严重不足。崇祯元年，中国白银顺差达九亿两，而朝廷税收却仅三百二十六万两，仅为贸易收入的0.36%。这种巨大的差距仿佛是一个撕裂的矛盾，即便把所有收入投入军饷，仍有巨大的缺口。朝廷盘剥百姓加税来缓解财政压力时，东林党却横加阻拦，否决了大部分开源方案，美其名曰“不能与民争利”，却让明朝陷入了绝境。
东林党之起源与祸根
东林党的祸根要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期。郑和下西洋是明朝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这一行动并非如以往一些观点所述的那样劳民伤财。相反，它为大海洋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朱棣凭借郑和下西洋，在国内进行了众多利国利民之事，如修永乐大典、稳定边境、重建三大营、兴修水利等。这一时期的明朝，通过大航海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然而，明朝实行的是双库制度，内库的钱财归皇帝支配，而国库的财富则是朝廷的。朝廷的国库是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这些钱财用于分发饷粮、养兵、治水、修路、赈济灾民、建立长平制度等各项公共事务，与皇帝的私利并没有关系，更不是士绅贵族的囊中物。但是，那些代表士绅经济的文官们却觊觎国库的巨大利润。他们对郑和下西洋进行了无端的诽谤，试图抹黑这一伟大的举措，试图将海外的贸易收益据为己有。
到了朱祁镇主政时期，东林党人的阴谋得逞，中国停止了大航海。更为可恶的是，朱祁镇一把火烧掉了大量远洋海军的资产，包括先进的宝船图纸技术、海洋资料和巨舰舰队。这一举措，使得明朝的海上贸易由国营转向了东南资本手中。此后，官商勾结，江南一带的商人开始下海经商，走私之风盛行的长达几十年，东海之滨也由此成为了贪污腐败的温床。
东林党人在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顾宪成站错队罢官回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书院只教授读书人如何甄砭时弊、谏议朝廷政策，这就为后来东林党人掌握舆论开了方便之门。
东林党兴起的背后
顾宪成因为站错了队伍而被罢官回家之后开办了东林书院。这个书院与以往的书院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以传统的理学思想为主要教学内容，而是以教读书人如何批判时政、谏议朝廷政策为主。古代社会舆论权掌握在读书人的手中，所谓“文人自诩清流，舆论权即神权”。因此，这些读书人一旦形成了利益集团，便拥有了强大的权力。
东林党人凭借东林书院，逐渐与江南财阀士绅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江南地区在当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着丰富的财富和先进的制造业，特别是丝织业。东林党人开始向江南的财阀地主们提供晋升通道和逃税窟窿。这些财阀地主们则向东林党人提供大量的活动资金。通过官商勾结的这种模式，他们把持了朝廷的重要部门，操控官员的选拔任用，使得朝廷中的舆论氛围也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在东林党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制定一种新的理念，强调所谓的“与民争利”。这种理念看似是为百姓着想，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江南士绅豪强的利益。他们将明朝时期正常的经济关系描绘成一种恶性的、损害百姓利益的关系，目的就是要阻止朝廷对江南地区的税收征收和国家财富的合理调配，以便自己能够继续享受特权。
东林党对明朝灭亡的推动
在明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危难时期，东林党人的种种行为无疑是对明朝的雪上加霜。
崇祯皇帝朱由检接手的明朝已经千疮百孔，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国内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崇祯试图挽救危局，他意识到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提出加征税收。这本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毕竟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东林党人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们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高喊着“不能与民争利”，声称要从百姓手中榨取的钱财是不道德的，是要损害百姓利益的。
但实际上，东林党人所谓的“民”，根本就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江南的士绅豪强、资本家。这些江南的富甲一方的商贾和名流，过着极为奢靡的生活，务工的工人甚至都有了非常高的生活要求，没有好酒好肉好糕点伺候就不开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东的战士们则满身疮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形同乞丐，甚至大量贩卖军械铠甲只为换一餐饭食，许多地方因为军饷不足，部队战斗力低下。
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时，崇祯苦苦哀求百官捐款，想为保卫北京筹集资金。但最终只捐出了2万块，这些钱对于保卫京城来说是微乎其微。而李自成在北京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从这帮文官们的家中敲出了七千多万两白银。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东林党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江南士绅豪强的家产。崇祯虽然政治水平有限，但他在面对国难时坚守尊严，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最终以身殉国。而东林党人呢？在他们眼中，国家命运的起伏不过是一种王朝规律，他们视改朝换代为必然，认为自己作为“士绅”是不能倒的，“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士绅”。所以在崇祯向他们求援时，他们在想尽办法保全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没有给予皇帝真正的支持。
当明朝灭亡，南明政权建立后，东林党人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行径。南明的宏光政权也被清军攻破时，东林党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钱谦益，以著名君子的身份为首的文官大臣们，在滂沱大雨之中，恭敬地跪在那等待清军到来的场景，让人感到无比的讽刺。他们曾经口口声声说着忠诚和道德，在真正面临民族大义的抉择时，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降。这不仅仅是对明朝的背叛，更是对整个民族的背叛。
他们低估了清军的残暴。清朝入关后，开始了残酷的江南大屠杀。在那场屠杀中，无数东林党人以及江南的士绅豪强们积累的金银财宝被搜刮一空，无数生命消逝。他们到死也没有想到，曾经那个对他们恭敬有加、苦苦哀求税款来救国家的崇祯皇帝，可能他确实资质平庸，没有治理好国家，但是他却为这个王朝的安危付出了生命。而东林党人自作聪明地认为这天下兴亡与自己的荣华富贵无关，然而事与愿违，他们所砍掉的只是自己那颗狡黠的脑袋，而他们所导致的是中华民族未来好几百年的发展受阻，中华文明在这期间遭受重创。
东林党的种种行为反映出他们本质上的腐朽和短视。在面对国家危机时，没有拿出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反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破坏国家的发展机遇，导致国家走向覆灭，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极大伤害，其罪恶程度远远超过秦桧和石敬瑭等人。秦桧主要是在南宋时期对内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对外向金国称臣求和，损害的是南宋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石敬瑭则是出卖领土主权，但东林党却是在一个本可以通过合理改革、调整政策走向复兴的明朝，因其私欲阻碍变革，导致王朝崩塌、民族发展受挫，其危害涉及国家存亡、经济衰败、民族信心打击等多方面，危害更为深远。
回顾这段历史，东林党人成为了警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利益集团被权力、财富和私欲蒙蔽双眼，不顾国家和民族大义时，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这也告诫我们在当今社会，要警惕各种利益集团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保持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确保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南山君购买股票平台，70后，陕西华阴人，喜好读书撰文，略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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